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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手机看似是我们心智的延伸，但它们通过操控用户注意力服务于企业利益，与传统认知工具大相径庭。更像寄生虫而非心智延伸。
智能手机究竟是我们心智的一部分，还是悄然寄生的外来者？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那样简单。支持“延伸心智论”(EMT)的学者认为，我们的认知能力早已突破大脑的界限，渗透到身体和外部世界中。例如，学龄前儿童用手指计算“2+3”，购物者依赖清单记住所需物品，拼字游戏玩家通过摆弄字母架探索可能的单词。这些外部资源与我们的心智紧密协作，成就了仅靠大脑无法完成的任务，因而被认为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。
智能手机似乎是这一理论的最佳例证。如今，这些小巧而强大的微型计算机几乎无处不在。我们将记忆电话号码、导航路线、甚至记录生活点滴的任务统统交给它们。试想，若没有智能手机，我们是否还能轻松找到陌生城市的某条街道？或者准确回忆朋友的生日？智能手机仿佛成了我们认知的“义肢”，随时可取、值得信赖创盈配资，就像奥托(Otto)那本记录记忆的笔记本，成了他因阿尔茨海默症衰退心智的可靠伙伴。
然而，这种直观的认知延伸观点忽略了智能手机的另一面。早期智能手机，如黑莓或掌上电脑，确实像电子版的电话簿或地图，单纯为用户服务。但今天的智能手机已不可同日而语。它们内置的应用程序和算法被设计为捕获我们的注意力，以实现科技公司的商业目标。脸书的“点赞”按钮、推送通知，甚至社交媒体的滚动机制，都在利用心理学原理让我们沉迷其中。曾任脸书创始总裁的Sean Parker坦言，他们的目标是“尽可能多地消耗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”。这并非设备被恶意篡改的结果，而是其设计初衷。
试想一下，当你计划健身却在手机上“末日滚动”两小时，宝贵时间被无意义的新闻吞噬，这难道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智能手机的这种行为与认知延伸的定义背道而驰。认知系统的一部分不应违背使用者的目标，就像身体的细胞通常合作以维持整体生存，而非各自为政。癌细胞因背叛整体被视为异常，而智能手机的“背叛”却是其核心功能之一。
因此，与其将智能手机视为心智的延伸，不如用生物学中的共生关系来理解。共生关系涵盖了从互利到寄生的各种互动。例如，清道夫鱼为大鱼清理寄生虫，自己获取食物，双方互利。而吸盘鱼依附鲨鱼获取残羹冷炙，对鲨鱼无害无益，属于单方受益的共生。寄生关系则不同，寄生虫以损害宿主为代价谋利。智能手机与我们的关系有时像清道夫鱼般互利，比如提供导航或即时通讯；但更多时候，它像寄生虫，诱导我们沉迷，消耗时间，收集数据以供商业操控，如剑桥分析事件所示。
这种关系的动态性尤为重要。生物共生关系并非一成不变，清道夫鱼偶尔会偷吃大鱼的鳞片，破坏平衡，但大鱼能通过驱逐或拒绝合作来惩罚。在智能手机的世界中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博弈。用户可能因不满数据滥用而卸载应用，但现代社会对智能手机的依赖——从工作到社交——让退出成本高昂，仿佛我们与手机陷入了一种“强制性共生”。正如高度依赖的夫妻，彼此分担认知任务，但若一方背叛，退出关系可能代价巨大。
从共生视角看智能手机，我们能更清晰地认识其双面性。它既是便利生活的工具，也可能成为剥削我们注意力的寄生者。这种分析不仅揭示了人与科技的复杂关系，还提醒我们在依赖技术的同时保持警惕。毕竟，寄生关系可能触发反制演化，就像人类文化通过集体记忆减轻个体大脑负担一样，未来的我们或许会发展出新的策略，与这些“心智寄生虫”抗衡。
本文译自 tandfonline创盈配资，由 BALI 编辑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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